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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的博客

中国经济的研究

 
 
 

日志

 
 
关于我

陶冬博士,瑞信的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 1998年加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主管亚洲区经济研究。个人更侧重于对中国经济的研究, 但同时兼顾亚洲区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此前,任香港宝源证券高级经济分析师及中国研究部主管。   陶冬先生拥有美国犹他大学博士、经济学硕士学位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学士。他曾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4年中国宏观调控作出过前瞻性分析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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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人口政策 刺激消费  

2013-05-08 06:13:5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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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羊补牢,未为晚”。这条中国古训,经历过时间的检验,相信也适用于今天的人口政策。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始于七十年代,自从八十年代变成强制性政策,在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对于管理人口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也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起飞,减轻了一定的负担。然而,当年的人口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劳动力供应接近顶峰,更重要的是,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农民工进城打工的人数已经大幅下降。这带来了近年工资的暴涨,弱化了制造业(尤其是出口制造业)这个传统增长引擎。在相当意义上,中国经济今天所出现的结构性困境,与人口结构上的逆转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的人口结构,有着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首先是政策主导。人类历史上人口结构出现较大变化,往往和饥荒、疾病或战争关联。现代社会生活模式的改变及避孕手段的普及,也影响了出生率,但是像中国这样通过政策干预影响生育曲线、改变社会关系,则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决定不是来自家庭,甚至不是来自上帝,而是取决于政府。

其次是断崖式人口构造变化。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是一项人为的决定,通过政府意志和手段推行,使得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出现裂口,劳动力供应图更有断崖式的下跌,我们即将进入一段人造的来势凶猛的劳动力短缺期。

第三个特征是未富先老。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国人收入亦有大幅上升。然而,由于人口结构上的缺陷,除非人均生产率又一次飞跃,我们未等全民小康,便已进入老龄社会。而且由于倒金字塔的人口结构,整个社会将面临超高的供养比率,对家庭、社会和国家都是极其沉重的负担。

反对改变人口政策的第一个理由是,过去30年少生了4亿人口,创造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人口红利窗口”。这个是历史事实,但也恰恰是人口政策必须尽快改变的理由。上世纪50-70年代积聚起来的人口能量,被接下来的30年改革开放政策所释放,中国的出口浪潮、消费浪潮、房地产浪潮折射着中国婴儿潮人群的生命周期,为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动力。然而,婴儿潮人群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他们的人生周期开始从劳动转向养老,从储蓄转向消耗储蓄。在现代的医学条件下,80岁以上的超高龄人群在迅速增加,他们的医疗健康开支是60岁人群的8倍。中国每个劳动人口供养的60岁以上退休人口,至2030年将是目前比率的4倍。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

反对改变人口政策的第二个理由是,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巨大,中国已经承受不了进一步人口增长了。此观点似是而非。的确,过去20年的经济起飞,建立在吞噬资源、污染环境之上,但无论放不放开人口政策,这种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我们需要改变的是生产模式、消费模式,令增长变得可持续,变得节省资源、环境友善。在此前提下,中国有空间适当放开人口控制。

中国的人口政策根本不是该不该放开的问题,而是不得不放开的问题。独生子女政策所造成的人口结构扭曲,在人类史上也是罕见的(战争时期除外),其后果也开始浮现出来。劳动人口减少和农民工进城放缓,乃近年工资飙升的最主要原因,而生产成本骤增又是民间投资消失的主要原因。这是目前中国经济困境的源头,是“中国制造”金字招牌褪色的诱因。

这只是经济长周期出现问题的开始。上海的出生率已经低过G7国家中最低的意大利,而全国的出生率仅有1.19%。如果人口政策长期不作出调整,我们的老龄抚养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率会由目前的12.3%升到2030年的23.9%。中国劳动力供应于2017年由过剩转向短缺,至2030年,这个缺口可能超过5000万人。中国的总人口在2033年见顶之后将直线下滑,缩减到205012.9亿,21009.4亿。这个过程中,无论家庭收支负担、财政负担,以至社会伦理、家庭结构,都将面临严峻考验。笔者看来,今天不放松人口政策,实际上是经济慢性自杀。

劳动力供应属于经济长周期范畴。哪怕今天立即解除独生子女政策,对今后20年的劳工市场也不会有多少帮助,但是对之后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又十分重要。至于其在道德、人权范畴内的意义,这里就不赘言。

其实,人口政策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又是一个立竿见影、乘数效应高的刺激政策。5年来,中国政府在刺激内需、经济转型上,可谓不遗余力,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消费进展不大、民间投资更节节消退,不得已,北京只能通过基建投资来拉动增长。这种政策刺激的边际效果在递减,成本却在上升,更埋下地方财政和影子银行两大祸根。新一届政府将新城镇化当作经济转型、消费升级的核心。城镇化从中期看的确是撬动经济增长的杠杆,但是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更需要资金来完成。城镇化成功与否,不在于修建道路、出售住宅,而在于新城镇如何产生就业机会。城镇化需要起爆点,需要初始动力。

笔者看来,放宽人口政策恰恰提供了一个提振内需的起爆点。目前中国每年有1600万人口出生,一旦全面放宽独生子女政策,今后十年在正常生育之外预计至少有5000-8000万补偿性生育(即有进一步生育意愿但是受到政策限制的人士重新进入生育大军)。假定这批婴儿每年消费1万元,以三倍的乘数效应计,此政策对经济的提振效应,不亚于当年的“4万亿”,且效益更高,可持续性更好,无需政府出钱,不虞银行坏账。

本文原载于新财富,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或劝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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