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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的博客

中国经济的研究

 
 
 

日志

 
 
关于我

陶冬博士,瑞信的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 1998年加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主管亚洲区经济研究。个人更侧重于对中国经济的研究, 但同时兼顾亚洲区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此前,任香港宝源证券高级经济分析师及中国研究部主管。   陶冬先生拥有美国犹他大学博士、经济学硕士学位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学士。他曾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4年中国宏观调控作出过前瞻性分析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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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离银行国有化不远了  

2009-04-21 22:25: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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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中国人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久,美国人会创造出“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经济是一种存在。有需要时经济会出现变化,政治家再将其贴上充满实用主义的标签,使其存在合理化。其实,存在就是合理。时至今日,美国的银行业始终挣扎在存亡的边缘,当下一个金融浪潮袭来时,笔者认为美国(以及欧洲)政府将银行国有化的可能性颇高。

2008年10月,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推出的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已经失败。当时,雷曼兄弟倒闭引发极度恐慌,市场失效、资金断流,整个金融体系濒临崩溃。为稳定市场,拯救经济,保尔森炮制出这一巨额的金融救助方案。

该方案希望达到三个目标:一是稳定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将利率恢复到正常水平;二是剥离有毒证券,整固银行资本金;三是重启银行金融中介功能,为经济复苏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

这三个目标,只有第一个勉强实现。当时,市场对政府的注资活动并不买账,美联储的政策利率一降再降,但同业拆借利率在相当长时间都维持在高位。最终,美联储的强力干预将同业拆借利率拉低,但公司债券利率至今仍然高企。

当保尔森推出TARP不久,便发现运用公款剥离有毒证券困难重重,政府既没有能力,也不应该担当为这些资产定价的角色。美国最终放弃了剥离打算,循英国模式直接向金融机构注资。

注资使银行躲过了倒闭的劫难,但是银行并未因此开始向实体经济借钱。尽管联储不断地将巨额流动性注向金融体系,银行却没有将之转移到有需要的企业和个人手中。这就是说,银行的中介功能消失了,因此被称为ZombieBank(僵尸银行,类似民间“活死人”)。

这个活死人帮不了经济,却不介意浪费公币。高盛伦敦一地的花红,据报是政府救高盛注资额的70%。美林巨亏,但仍突击发放奖金。AIG一方面伸向手要钱,另一方面却在度假胜地开豪华派对。花旗自身难保,资金却被拆到中东。

化解目前银行危机的关键在于剥离有毒资产。这些有毒证券,多为复杂的衍生产品,每份合约均不相同,场外交易,而且现在基本上没有交易量。没有市场,便难以定价:价定高了,纳税人吃亏,政府很难让步;定低了,股东吃亏,银行高管不愿让步。于是,清理工作举步维艰。但市场又极度敏感和被动,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带来这些资产价格的新的暴跌,给银行损益表带来巨大窟窿。

金融机构的运作,全部建立在借贷杠杆之上。金融风暴下,它们的资产缩水了,但债务却没有缩水。单看资产负债表,美国三大银行中有两个已经技术性破产了,而这反过来影响金融稳定和市场情绪,并加剧了信贷收缩。

尽管如此,投资者、贷款者和储蓄者还和它们打交道,是建立在“Too big tofail”的前提之上的,建立在政府会全力救助担保的假设之上的。这便给了那些该倒又没倒的银行一个有恃无恐的理由。它们在处理资产上善价待沽,在成本缩减上拈轻怕重,在信贷上也不积极。更可怕的是,有毒资产时不时发作,每次都迫使政府巨资搭救,同时带来市场的恐慌。

次贷危机至今已有18个月,雷曼兄弟事件爆发也有半年多了。拖延对银行的重组,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金融险情,并将金融危机传染向工业生产、贸易活动、就业市场,将世界推入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之中,甚至加大了出现萧条的风险。

在引进国有化之前,财政部长盖特纳作出了最后一次尝试,推出公私投资计划(public private investmentprogramme),试图在市场的框架下利用私有资金来剥离有毒资产。这是解决银行困境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也应该会得到私有资金的响应,但是此计划注定很难持久。盖特纳计划存在着明显的风险/回报不对称性。潜在的风险几乎由政府独自担负,但利润却流向私人投资者。这是对私人投资者一个超优惠的期权,风险有限,而潜在回报则可能无穷。

不过这种以纳税人的钱来慷慨请客的做法,很难持续。美国政坛与选民对政府斥巨资拯救金融业的态度,与几个月前相比已有重大改变。等美国国会议员们弄清楚盖特纳方案的箇中奥妙,笔者相信白宫很难得到进一步的拨款。目前盖特纳方案有能力处理5000亿至1万亿美元的有毒证券,但是金融业至少有3万亿资产需要去毒。

盖特纳计划给人们带来希望,但是总有一天市场会发现银行的有毒资产并未全部剥离,剩下的仍然可能给金融业造成巨额亏损,金融风险未必象想象的那样已经远去。这时候,政府的资金有限,拯救银行的工作却不能停。

笔者认为,政府政治上和财力上很难不断给银行股东送大礼,当资源上难以为继时,美国政府的下一步便是将部分大银行国有化。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和斯蒂格里兹均强调国有化是解决银行困境的最终解决方案。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基本认同这观点。

以美国的政治格局、意识形态和社会理念,政府进行国有化并不容易。政府可能将手中持有的优先股换成普通股,全面稀释现有股东的股权,迫使银行管理层服从政府的意志。在清理有毒资产上不再拘泥于市场定价,而是以大股东的名义,下令银行管理层接受人为的定价,迅速处理掉有毒资产,稳定住人心,让信贷重新开启。这种做法事实上已将银行国有化,但是名称上却可能不摆明车马,避免意识形态上的争拗。

这种做法和当年中国银行改革是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大同小异,目的是将银行的不良资产包袱摘掉,除去隐患,轻装上阵,重新开始借贷。不同的是,当年在中国朱鎔基一声号令,不良资产就剥离了,而今天美国的银行高官们却为定价问题迟迟不行动,其后果是有毒证券想癌症那样不断复发,银行需要一次又一次注资,金融秩序无法恢复,借贷难以展开,经济不断恶化。

实行银行国有化,是对资本主义原则的背叛,对市场游戏规则的践踏。不过,当政府走投无路之时,当市场功能失效之时,当银行股东利益妨碍整体经济利益之时,这也许就不得以,必须做的。银行国有化是政府手中的最后一颗子弹,也许是决策者化解金融海啸的最后一招。

 

(本文原载于证券市场周刊,略有增减,为个人观点,并非任何劝诱或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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