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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的博客

中国经济的研究

 
 
 

日志

 
 
关于我

陶冬博士,瑞信的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 1998年加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主管亚洲区经济研究。个人更侧重于对中国经济的研究, 但同时兼顾亚洲区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此前,任香港宝源证券高级经济分析师及中国研究部主管。   陶冬先生拥有美国犹他大学博士、经济学硕士学位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学士。他曾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4年中国宏观调控作出过前瞻性分析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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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领袖:请拜德鲁克为师  

2006-10-20 19:57: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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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德鲁克的理论着眼于员工的管理、机构的行为、企业的战略,尤其适用于大企业。笔者认为,在中国,国际竞争能力最差的往往是大企业和白领。中国的大企业在国内威风凛凛,但以国际标准衡量则差距明显。大企业领袖多沉溺于销售、人事、资金、利润和应酬,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为员工提供一个充分发挥潜能的机制。中国白领的智商不低,生产力却不高,管理不善是突出的、共同的弱点。德鲁克笔下的高效率企业和“知识工人”,对今天的中国很有参考价值。

 

刚刚去世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中国普通市民中的知名度,可能不如索罗斯、巴菲特,但是德鲁克理论对中国的重要性,远超过索罗斯、巴菲特的投资传奇。如果德鲁克的管理理念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对于促进中国企业更上一层楼、加快中国经济转型,会有重大帮助。

德鲁克的名字,对于MBA学生和公司主管来说并不陌生,部分中国的企业领袖更奉其理论为圭臬。德鲁克1954年出版的《管理实践》被尊为管理学的开山之作,他的《公司的概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以及《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均为经典著作,奠定了他在管理学领域的显赫地位。

大师在学术界是一个异类,不屑于迎合学术刊物钻数理统计牛角尖的研究潮流,宁可将研究成果、思维发想发表在主流报章杂志上。他一生没有在哈佛、斯坦佛等一流管理学院执教鞭,但是这些无法掩盖他思想的光芒。他的思维模式,影响了几代职业管理人,推动了美国由制造经济向知识经济的嬗变。

德鲁克是20世纪人文学科中罕见的一位思想者。他具有维也纳学者所特有的历史观、批判性与洞察力。当这些特质与美国的商业文化、管理实践相碰撞时,迸发出了独特的智慧火花。更重要的是,德鲁克理论生逢其时。美国经济先是经历大机器时代的鼎盛,管理需要系统化、理论化、专业化,接下来是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对人力资源的发掘、善用和管理,成为大企业的第一要务。

德鲁克在近七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涉猎甚广,著述颇丰,对趋势的成功判断以及思想上的神来之笔数不胜数。已发表的纪念文章,多对德鲁克赞誉有加,但是由于他的思想覆盖面太广,评论往往只能取若干观点,给人以盲人摸象的感觉。笔者不想在这里对德鲁克理论作概论,而希望聚焦在他的思想中可能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最有裨益之处。

笔者揣摩德鲁克思想的精髓,是人性化的管理,其中包括“人性化”和“管理”两个不可割离的部分。他的理论着眼于员工的管理、机构的行为、企业的战略,尤其适用于大企业、大机构以及社会。

管理在于创造价值。管理是企业的大脑和神经,它的存在和发挥对企业的生存、运作、发展至关重要。管理者要认识到自己的长处,但更要意识到自己的短处,通过团队中其他人将短处变为长处。领袖必须将自己从事务、问题中解放出来,去思考战略、去发掘机会。德鲁克认为,管理存在着有效半径。当一个人管理人数超过57人时,管理者不是疲于奔命,便是督察不力。一个有效的组织,是通过一系列层次的中级管理,将领袖的意志、发展的战略、利润的目标贯彻下去,同时将基层的诉求、市场的变化反馈到决策层。德鲁克倡导目标管理,要求主管为下属设定目标,放手由下属执行,多观察、少干预。

德鲁克很早便预见到企业结构由单一化大生产向多层面、专业化转型这一趋势,预言计算机的出现、信息化的普及将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和企业运作的模式,企业的最大资产由机器变成人才,他甚至创造了“知识工人”这个概念。高效率的企业、出色的管理者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工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同时定期地、及时地对公司、员工的运作轨迹进行反馈和修正。

过去20年,推动美国经济走出困境、成为当今世界惟一超强国家的正是德鲁克笔下的高效率企业和“知识工人”。

笔者认为,在中国,国际竞争能力最差的往往是大企业和白领。制造业中,资本主义大生产的优势在中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制造”攻下了一个又一个国外市场。民营企业和个体小生意虽然不规范,却有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中国的大企业在国内威风凛凛,但以国际标准衡量则差距明显。入围“财富500强”的中国企业也有,不过卖点不是行业垄断,就是国家扶持。这些企业与国际领先企业之间的最重要差距,在于管理,在于领袖的洞察力、机构的效率、“知识工人”的发挥空间。没有管理,很难有超群的技术和人才,有了也保持不住。

中国的大企业领袖,多沉溺于销售、人事、资金、利润和应酬,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为员工(知识工人)提供一个充分发挥潜能的机制。殊不知高利润的市场和核心竞争力是创造出来的,是通过产品创新和市场创新打造出来的。这恰恰是中国几乎所有大公司的软肋。

通过管理提升生产力,不仅是企业发展的目标,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十年以后,中国会面临人口老化、新增劳动力萎缩的局面,资源瓶颈更已提早到来,时下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以笔者观察,中国白领们的智商不低,生产力却不高(个别行业、企业例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管理不善则是突出的、共同的弱点。德鲁克笔下的高效率企业和“知识工人”,对今天的中国很有参考价值。

大师不经意间曾经说过,印度对美国的经济威胁大过中国。这一观点相信未必经过严缜思考,也需要由时间来检验。但是,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大企业确实需要一次质的飞跃,才能做到长期繁荣。

(本文原载于新财富,为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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